我国古代的官僚体系比较早熟，三公、九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，在其后延续了上千年，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演进、完善，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分配封建权力。

当然了，由于这种持续改进模式，不同时代的三公、九卿内涵并不一样。

咱们先说三公。

三公的说法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出现，被视为先秦时期最尊贵的三位官员。

但对于三公指的是谁，在汉代时却因古文、今文之别，出现了极大争议。

汉代的经学家分为两类：古文经学家，指的是研究那些民间私藏的古文经书的儒生；今文经学家，则是那些尊奉由老孺口耳相传的经文的儒生。

双方在许多观点上存在争执。

对于三公指的是哪些人，古文学家引用《周礼》，认为是太傅、太师、太保；而今文学家则以《尚书大传》为武器，将三公归为司马、司徒、司空。

但不管具体头衔是什么，先秦时期的三公都是正儿八经的实权派，他们作为天子的助手，全面参与政权事务的处理。

至于为什么是三个而不是一个或四个，目的很简单：分权、相互制衡。

秦朝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王朝，对各项制度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为了强化君主集权，曾经尊贵无比的三公就没有设立。

西汉初期，在官职方面全面继承了秦制，同样没有设立三公，当时辅佐皇帝的主要是丞相和御史大夫。

汉武帝执政期间，奉行“独尊儒术、罢黜百家”，经学对西汉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。

那时的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尉开始被称为“三公”。

不过，无论有没有三公的称呼，西汉初期一直尝试对这些朝廷大员的权力进行束缚和限制，当初刘邦、吕后对萧何等人的打压就体现了这一点；汉武帝作为雄才大略的狠人，对于削弱丞相的权力更是不遗余力。

汉昭帝刘弗陵在这方面青出于蓝。

为了更有效地制约丞相，他设立了“大司马大将军”这种新职务，赋予了其能够越级直面皇帝的权力，整个西汉年间，这一职务甚至成了权臣的标配，比如霍光、张安世、王凤（王莽的叔叔）。

而到了汉成帝年间，宰相再次被砍，同时大司空替代了御史大夫，大司马、大司空、丞相三足鼎立的“三公”制正式确立。

三者职务有所侧重，但待遇几乎完全一样，实现了较为理想的制衡状态。

不过，在西汉晚期，由于帝王暗弱、外戚崛起，权臣的权力空前膨胀，身居三公的王莽甚至篡夺了政权。

为了扭转这种弊端，东汉建立后，汉光武帝刘秀着手对三公制进行更加伤筋动骨的改革：三公从此成了一种看似显贵、实则无权的虚职，相应的职能被完全转移给了尚书台。

所以我们看到袁绍家族号称“四世三公”，为啥却被宦官玩得团团转？手中无权力，等同于有名无实。

现在再看看九卿。

“夏制九卿”，相传夏朝时就出现了这种官职设置。

《礼记》中谈到夏朝的政治体系时说道：“天子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”，但跟三公一样，九卿具体是哪些人，直到周朝时才有了系统的说法，他们分别是：少师、少傅、少保、冢宰、司徒、宗伯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。

按照这种说法，前文中关于周朝三公的争论，显然是古文经学家的主张更为合理。

不过，先秦时期的九卿具体负责什么工作，实际上并无迹可靠。

到了西汉初期，九卿并不是具体的职务，而是作为虚数来指代众卿、列卿。

同样的，直到汉武帝时期，由于儒学的兴起，那时才习惯于把俸禄为中二千石的官员统称为九卿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依据和考证。

一直到王莽篡权、建立新朝，本着全面复古的思想，九卿才正式成了正儿八经的官方职务，他们指的是：大司马司允、大司徒司直、大司空司若、羲和、作土、秩宗、典乐、共工、予虞。

看起来是不是很绕口？这就对了，王莽改制中的许多政策，大多都是老瓶子装新酒、用先秦的晦涩字眼给自己加上“圣制”的包装。

东汉也正式设置九卿，分别是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，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延续了这一体系，但具体的名称也许有些许变化。

到了隋唐时期，九卿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动： 首先，名称变化较多，成为：太常、光禄、卫尉、宗正、太仆、大理、鸿胪、司农、太府； 其次才是更重要的——九卿也像三公那样，成了有名无实的荣誉职务，全部从事些面子上的事务，诸如主持朝廷红白喜事、丧葬礼仪等等，彻底与权力核心无缘。

他们的相关职能，都被划归三省六部。

直到这个时候，传说中的“三公九卿”彻底成为了历史。

它的演变过程，本质上就是封建权力的不间断重新分配，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强化皇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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