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五十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三五成群地在路边闲谈,有的站着,有的蹲着,目光殷切地盯着一个方向。
随着一阵大型汽车特有的、令人不安的发动机噪音传来,蹲在地上的人们站起身,抖了抖蹲麻了的双腿。
一辆灰色的百人大巴缓缓停在他们面前,老人们兴致高昂地上了车。
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这是去看美景的“夕阳红”老年团观光大巴,相反,它通向祸福难料的城堡——我上班的地方,洛杉矶好运来赌场(化名)。
半小时后,大巴稳稳地停在了一排颇有气势的建筑面前,老人们依次下车,步伐比平时快得多,然后依次走进了自动双开玻璃大门。
一眼望去,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,而最年长的,已然白发苍苍,弓腰驼背,拄着拐杖,约莫七八十岁,走起路来风雨飘摇,颤颤巍巍。
他俩像其他乘客一样,常穿着朴素的老旧服装。
李叔脚上一年四季踏着双反复刷洗的旧款旅游鞋,李婶从不佩戴首饰,肩上挎着印有“香港超市”字样的红色尼龙购物袋。
他们是传统意义上保持着生活节俭的中国老人,看起来与玻璃门后面那个金碧辉煌的金钱帝国格格不入。
我最初在百家乐区域当发牌员时,在生意最清淡的上下午时段当班,这段时间的主要客人就是被大巴从四面八方的华人区拉来的老人。
他们是同事们眼里最不受欢迎的客人群体:不但没钱还不懂规矩,举止粗鲁,赢钱了不给小费,输钱时抱怨不断。
有一次,我那桌的牌路很正,桌前瞬间围满了叔叔阿姨们,吆五喝六地争相投注,没有座位的人动作很大,穿过人墙伸手下注,碰到其他客人的头也很少表达歉意(也许是不会讲英文)。
为此,两个白人客户面带愠怒地起身离开了,我在心里叫苦:唯一会打小费的客人飞了。
老人们大多用筹码和“代币”(泥码的一种,赢了赔钱,输了收回)混合下注,注码不大,计算水钱和赔付工作却较为繁琐,遇到他们在桌前扎堆的情况,我就得打起十二分精神认真以待。
然而,众人连赢数把后,牌路急转直下,不少人把赢的钱吐了出来,骂骂咧咧地散去了。
忙活了半小时,我一分钱小费都没收到。
一对老俩口缓缓起身,对望了一眼,老奶奶点了点筹码,说:“娃也怪不容易的,我们赢了一百零五块,五块小费给你。
”说着把一枚五美金筹码推给我。
虽然只有五美金,却令我感动。
这可是我从“夕阳团”获取的单次最多的小费,赶忙说:“谢谢爷爷,谢谢奶奶!请问怎么称呼?”
赌场有个说法,赌桌上没有长久的夫妻档。
绍兴麻将一共掷骰子:1次;骰子的总数从庄家开始顺时针数,数到骰子掷的总数为开牌玩家位置;开牌玩家前面牌墩从右往左开始数数骰子的总数为第1墩牌的抓牌处;开牌玩家牌墩前从右往左数数骰子数字为财神位置。
两口子齐上阵的,时间长了必然拆伙。
相识后,我对李叔李婶格外留意。
果然,他俩常在赌桌上吵嘴、生闷气,相互抱怨的话题无非是赌徒伴侣间的那几样:
谁料她说:“今天我们输了不少,老头子死活不肯跟大巴走,你下班方便带我们一脚吗,我们住在蒙特利公园?”她双眉紧皱在一起,眼神里充满无论如何要抓根救命稻草般的急切渴望。
那天,李叔他们奋战了一个白天,输掉了六百美金。
他们坐在我车后座上,垂头丧气,一路无言。
不知怎的,我想起了自己远在中国的爸妈。
车子开进蒙市,我开口问了句在脑海里反复练习的问题:“叔叔阿姨,要不咱们去吃顿饺子吧,我请。
这附近就有一家,又实惠又好吃。
”
2014年春节过后,李叔李婶到美国来投靠大儿子儿媳,来之前逢人便夸,儿子在洛杉矶开了家中式快餐店,当上了老板。
来了才知道,没有传说中的跑车洋房,儿子当老板不假,但美金不好挣,快餐店离家很远,两口子平日里住在快餐店的员工宿舍,一个月只有四五天轮番回家休息。
儿子儿媳贷款买的面积并不太大的condo(联排公寓),每月还款加地税就是两千多美金,还要供在外州读大学的孙女开销,生活压力不小。
两位老人在美国生活空虚,起先打算去儿子的快餐店里帮忙,可一来手脚不够麻利,二来也不懂英文,快餐店不在华人区,不懂英文连收账、接待都无法胜任。
儿子的朋友也曾介绍李叔去帮华人卖生鱼,曾在国企坐办公室的李叔一想到穿着防水大褂去砍鱼,拉不下面子。
其他各种“档次不高”的零工也被他们推脱了。
最终,他俩赋闲在空荡荡的家里,成了典型的美国式华人家庭空巢老人:子女很忙,没有朋友,没有亲戚,不懂英文,不会开车。
李叔和李婶的日常生活在散步和看中文电视里交替进行,外加一周两次、步行30分钟去附近的华人超市买菜。
直到某天他俩从超市买完东西出来,遇见一个在门口派发名片的中年男人,平静单调的生活从此一去不返。
男人热情地用中文和他们打招呼,久未碰到和自己主动唠嗑的中国人,老两口受宠若惊,停下脚步与他攀谈了起来。
男人递来名片,上面印着:赌场专车接送。
自称本家的“小李”向这辈子从不赌博的老两口滔滔不绝:“(赌场)好地方啊!去了吃喝免费,还能赢钱发财!”
小李继续狂轰滥炸:“我就跟你们说吧,只要花10美金路费,就有专线大巴接送,而且赌场都送“代币”,还有免费餐券!包赚不赔!”
他又颇为耐心地解释了什么叫代币:“有的代币可以直接用来下注,比如,用30美金代币券下注,赢了就给你30美金筹码,输了就把券收回去。
有的代币需要押等额筹码,赢了赢双倍!这个月好运来赌场搞活动,坐巴士去的每人送60美金代币!”
小李拍胸脯保证:“那都不是事儿!在赌场工作的大多是中国人,完全没有语言障碍,有啥不会的教到你会为止!”
搭乘巴士的地点就在李叔夫妇常去的超市对面,有时地点有变,小李会开着他的七人座商务车沿路接老人们去搭车,每人收3-5块钱。
李婶跟我絮叨着“入行”经历,饺子也上了桌。
我招呼沉默不语、懊丧的低着头的李叔动筷子。
他从椅背上直起腰,长叹一口气:“手里的现金又撑不了多久了。
”
李叔和我描绘他生平第一次踏进赌场的场景。
那地方华丽亮堂,放眼望去,一两百张桌子,乌泱乌泱的全是人。
“身上没批几块布”的美女托着五颜六色的酒水饮料在人群中穿行。
那么多人聚在一起,没有烟味,没有汗臭,反而有一股子香气。
最初,他们只用代币赌博,无论输赢都收手,要么在赌场转悠,看其他人玩,要么找个地方坐下来看报纸——有过被保安驱赶的经验,知道去哪里坐着最“安全”。
这段时间,他们经常揣着钱回家,兴高采烈。
让我想起了萧红写过的: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,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。
可没过多久,事情失去了控制,稳赚不赔的代币悄无声息地培养了老人们的赌性。
赌局一旦开始,最终的命运都是惨败。
我问李叔和李婶谁先陷进去的,他们也答不上来:“相互影响吧”。
多年来爱闲谈时政要闻的习惯,不知不觉变成了研究讨论如何提高赌技。
从忍不住用真筹码下注,到把筹码输掉、用兜里的钱下注,人越来越麻木了,钱在手里就好像一把没用的废纸,只有赌博才能赋予它生命和意义。
我问李叔有何打算,他颓然道:“应该戒赌啊,可是赌难戒啊,儿子每个月给我们的800美金生活费都不够输,我还从中国带来的银行卡里取过钱,真黑,汇率算得忒高。
”
吃完晚饭,我把他们送到家门口。
从那以后,李婶会趁着我桌前没客人的空档,跑来和我拉家常,从她那里,我得知了更多老人专列乘客们的故事。
由于吵架次数频繁,李叔和李婶不再同桌赌博,而是各打各的。
有段时间,李婶常和一个叫“小周”的结伴在赌场转来转去,打得火热。
李婶口中的天津大娘“小周”,60岁刚过。
据她自己说,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还可以,后来老公外面有情况,和她离婚了。
没有子女照顾她的晚年生活,每月给她很少的生活费。
幸而是老移民了,她靠着额外想方设法领取救济,勉强度日,日子艰难孤独。
周姨光顾我们赌场的频率堪比上班,有时一天来两趟,这样就能拿到两张代币券。
李婶说,只要她掏得起10块钱车费就一定会来。
赌场活动中止后,每人每趟只送30美金代币券。
每一张代币券都是周姨这趟旅程仅有的希望,一旦输掉了,她就得两手空空在赌场闲晃,眼巴巴地看着其他赌客志得意满地把玩手中的筹码,苦熬三四个小时的无聊时光。
每趟大巴都有固定的开拔时间,到点了,大巴才会回程,把老人们载离喧嚣的赌场。
搭上李婶的一个月后,周姨找她借了一百美金,没费多少劲。
打那以后,周姨再也没有在好运来赌场出现,电话停机了,李婶的一百美金打了水漂。
李婶说起这事也不后悔:“钱没多少,不还就不还了吧。
可她模样太可怜了,提出找我借钱就像个垂死之人和我诉说最后的请求。
”
孙晓夏和孙晓香是上海来的亲姐妹,比李婶年轻十几岁。
她们的高收入,让李婶很是羡慕:“哎,如果我年轻个十岁就好了,也能去干月嫂了。
”
姐妹俩在黑月子中心打临时工,谁家有孕妇要生了,就住过去当月嫂。
一个月工资加小费能拿到4000美金,是乘客里的高收入人群。
她们每做完一单生意,找华人开的地下兑换点将2500美金打给家里。
这钱将来留给孙子孙女们花,她们不无自豪的说。
她们黑在洛杉矶多年,不租房,没有家,下工后,就从月子中心搬到家庭旅馆:大通铺,多人混居,十美金一天,住宿环境可想而知。
伴随她们的只有两三个走到哪带到哪的大旅行箱。
她们乘坐老人专线并不是单纯为了代币,而是因为没有车,往返大巴是去赌场最便宜的交通工具。
相较于其他乘客,她俩算是豪赌客,一次性就把腰包里的一千多美金全掏出来换筹码。
每逢钱快输光了,她们会在微信上四处联系月子中心老板,寻找上工机会,进入下一个轮回:挣钱,往家里打款,把剩余的钱输个精光。
她们的眼底是乌青色的。
当月嫂意味着天天24小时连轴转,孩子哭闹就要起床喂奶、换尿布,睡眠质量极差。
下工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赌场,妄图大开杀戒,实际上是待宰羔羊。
来自河北的葛大爷,中年丧偶,女儿嫁给了老外,老外不同意和老人住在一个屋檐下,女儿只好单独为老父亲租了公寓。
葛大爷每天往返不同赌场,吃顿免费午餐,和中国来的同龄人聊聊天,顺便把代币用掉,权当娱乐。
他很享受:“这种生活很充实,比成天在家独自对着电视强太多了。
”
工作日时间,百家乐区白天档发牌的荷官能挣到的小费少的可怜,周末还算过得去,因为有大量“正常”客人的光顾。
大款王姐是其中一个,她只在赌场中央的VIP大桌上打百家乐,每把下注三千美金起。
但凡她心情好或是赢了钱,会给每个轮值的荷官和经理小费,一百美金起步。
某个周末,正值我在王姐包桌的赌桌上发牌,尴尬的一幕发生了。
一位老太太——我认得她,也是老年专线的常客——拄着拐杖,步履艰难踱到了桌前,用听不懂的吴侬软语朝王姐轻声说了些什么。
王姐面露愠色,用不快的语气回了老太太几句,像是在数落她。
很明显,老人在赌场伸手找他人要钱遭拒了。
身为赌场鹰犬的保安,眼尖地发现了状况,大步流星朝我们桌走来。
他很nice地问王姐:“需要帮忙吗?如果有人骚扰你,我可以把她赶出去。
”
我也吃了一惊,这位输掉代币券后会不舍地从兜里掏出皱巴巴十元、二十元纸币购买筹码的老人家,竟是王姐的妈妈?老太太银色的齐耳短发上插着老旧的黑布发箍,木制拐杖上有的部位掉漆了,而王姐则一身香奈儿套裙,耳环上的钻石熠熠生辉。
王姐把一枚一百美金的筹码从成堆的筹码中拨出,朝桌上一放;老太太默默地拿起来,转身朝最低下注区方向一脚深一脚浅地过去了。
我心里有些难过。
可能说什么呢,只看得见表象的我,没有资格评论同为赌场客人携手在异乡漂泊的母女俩。
我脑子里胡思乱想,想到李叔他们有阵子不见了。
下班时分,打了个电话给李婶,希望听到他们戒赌的消息,电话那头传来赌场特有的嘈杂环境声,李婶找了个安静的角落与我通话:“我们在W赌场,这边本月有活动,坐大巴的每人送50代币券,还有人半价收券!我们一天跑两趟,不赌博的线美金啊!”她的声音亢奋,微微颤抖。
W赌场的揽客活动结束后,李叔李婶又回到好运来赌场。
我问他们有没有攒下3000美金,他们失落地摆手闪避。
我一直在想,把李叔李婶拉进赌场的“小李”到底是什么人,向资深同事请教后才知道,他大概是大巴专线的背后运营者、旅行社派出的“老年华人客户发展专员”。
洛杉矶本地赌场太多,为了搞气氛、带流量,不让场子里空荡荡的,找华人旅行社合作专门招揽时间颇多的老年华人客户,尤其是没有精神依靠的老年新移民。
久而久之,他们之中很多人成为了虔诚的赌客。
老人们在赌场华丽光鲜的背景上留下身影,用他们本该平淡幸福的晚年光景,装点着赌场的门庭若市。
有时,他们还会遭遇横祸,例如2013年8月,洛杉矶东郊一辆载着50多名华人的大巴在去往赌场的路上翻车,伤员中的有不少老人,中国媒体还有报道。
李叔和李婶刚进赌场那会和蔼可亲,后来慢慢变了,虽然对我还是有说有笑,可对其他人的态度冷漠了许多。
他们曾说,开餐馆的儿子告诉他们一定要给为你服务的人应得的小费。
这话他们早都不提了,小费也很少给了。
一如既往的输钱,性格再好的人都會变得乖戾暴躁。
有些不言不语的老人,突然发起脾气来会像火山喷发一样,呼吸困难,大力喘着粗气。
开牌前,胜负即将见分晓的那一刻刺激,让多少人生不如死。
赌场丰富了还是扼杀了海外中国老人的晚年生活,我不知道答案。
如果答案是“扼杀了”,那么,除了对老人缺乏关心的儿女,为赌场工作的每一个人是否都是帮凶,我还有什么资格责怪他们不给小费呢?
我找门路调了夜班,即便生活不规律,即便生意远没有百家乐火爆的21点区域发牌,至少我内心深处会平静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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